六八学运50周年II》现身或缺席?女性的沉默与吶喊

六八学运50周年II》现身或缺席?女性的沉默与吶喊

影响全球文化甚鉅的六八学运,今年届满50年,当代法国社会如何追忆这场曾经震撼全国的青年抗争?过去的参与者如何书写、言说五月风暴?特别邀请两位学者,介绍今年来自各界形式多元的反省行动,及相关书籍出版,并从「女性书写」与「剧场呈现」两面向,介绍法国艺文界如何透过回忆再现,反思这场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真正价值......

半世纪之后的我们,或许很难想像1968年的社会气氛。影响后世文化至深的法国六八学运(五月风暴),如今已迈入50周年,当年的女性是以什幺样的姿态参与现场?

1945年法国女性拥有投票权,1949年女性主义启蒙代表作、西蒙波娃(Simone de Beauvoir)的《第二性》(Le deuxième sexe)出版,而一直要到1965年,法国女性才终于得以独立开立银行帐户。五月风暴过后的1971年,西蒙波娃提出《343宣言》争取堕胎权,众多女性连署响应,1974年新上任的法国卫生部长西蒙.维拉(Simone Veil)终于成功推动堕胎合法化。


女性主义代表作家西蒙波娃(左,取自totallyhistory)及前法国卫生部长西蒙.维拉(取自wiki)

六八运动的肇端,是酝酿许久的社会气氛所致:1968年1月,捷克的民主化运动「布拉格之春」开启了东欧的动荡政局;当年春天,北越与越共联和对南越展开大规模袭击,西贡战事持续了3日,旧京顺化面目全非。

那是社会改革声浪四起,摇滚乐盛行的时代。若说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打破对立与隔阂,那幺五月风暴即便以失败告终,它的影响却遍及全世界,且持续了数十年。这场导致西方世界风起云涌,女性地位也因此大幅改观的变革中,女性是如何参与这场攸关自身命途,也关乎自由的辩论?

女性现身或缺席?

在法国,谈到五月风暴,常会看到一张照片,画面聚焦在一位参与运动的少女身上,她举着反越战的旗帜,表情认真坚定。报导者安娜—玛莉.洛可(Anne-Marie Rocco)近期在Challanges季刊一篇短文中发表评论,谈到照片中的这位主角因为参与五月风暴的身影在各大媒体曝光,而失去了来自英国的法定遗产继承身分,也丧失了兼职模特儿的工作合约,「留下的这张美丽照片,象徵的却是女性在五月风暴里缺席。」


法国国家图书馆「六八运动的视觉象徵」宣传海报以举旗少女为主视觉(取自官网)

事实上,我们确实在五月风暴留下的许多影像里看见不少女性的身影,却鲜少听见她们陈述关于革命的自身经验。法国《世界报》在今年5月8日刊登的纪念文章,也以「六八运动:女性上了街头,却在公共言论里噤声」为题。

艺术史学者玛莉-乔.波奈特(Marie-Jo Bonnet)在她今年出版的新书《我的女性解放运动》(Mon MLF​ 注)中回忆起六八运动:「当时抗议现场的左派小群体和罢工人士中有不少女性,不过她们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,负责倒咖啡、在打字机前製作传单……我们要回到当时法国封闭的社会框架里来看,那时性别角色还是受限于刻板印象……」


六八运动历史照片(©Jacques Marie)

女性主义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傅蕾丝(Geneviève Fraisse)回应这个议题时则强调,追问女性在五月风暴里「缺席」的原因为何,并不是个好问题,因为女性运动的发生,通常是个巧合,要不就是个「意外之灾」:「每一次女性要求解放,总有人拿要紧事的优先顺序要她们闭嘴,1848年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……」

自五月风暴开始到70年代初,性别歧视的问题仍仅限于女性主义群体,并没有成为政治议题,要到80年代,公众才开始讨论这个议题。亲身经历现场的法国历史学家玛尔卡.马可维奇(Malka Marcovich)甚至认为,直到2017年10月的#MeToo运动,女性发声、亲上火线,平权运动里针对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的抗战才真正开始。

而在这场呼喊自由与平等的革命里,最为人所知的女性参与者之一,应是作家莒哈丝(Marguerite Duras)。莒哈丝是当年的革命动员组织「学生—作家行动委员会」(Comité d’Action Étudiants-Écrivains;CAFE)的先锋。该组织在五月风暴后的第三天成立,并迅速获得许多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响应,除了莒哈丝之外,还有她的两任配偶安特米(Robert Antelme)与马斯科洛(Dionys Mascolo)、着名思想家布朗肖(Maurice Blanchot),以及作家罗伊(Claude Roy)、那多(Maurice Nadeau)等人。


左起:安特米、莒哈丝与马斯科洛(取自The Red List)

委员会的基地原来在索邦大学哲学图书馆,后来移阵索邦—桑西埃大学(Paris-Censier),也就是现在的巴黎新索邦第三大学。组织成立的宗旨是以「再现整个世界,甚或要能感动整个世界」作为书写的使命。

以写作为途径,如何能「再现」整个世界?「整个世界」的组成又是何人何物?五月风暴诉求的内涵包括发言者身分的多元性,彼此平等对谈。而平等对谈的对象是谁?又该如何被纳入其中?也是近几十年来性别议题所关切的。参与五月风暴的女性、知识分子与作家,试图拓展「整个世界」的可塑性、理想性,也透过文学,揭示隐匿身分的可见性。莒哈丝在六八运动前后创作不断,然而比起针对事件直接发出议论,作家在虚构作品的情境中所提供的视角,显得更细微而丰富。

文学再现的世界

莒哈丝有一部罕为人知的作品,是1971年出版的儿童文学《小托不想去上学》(Ah! Ernesto),故事主角是名叫爱涅思多的小男孩。他拒绝去上学,因为学校教的尽是一些「他不知道的事」,要不就是让他内心存疑的事。故事中有人问爱涅思多:被钉在玻璃框里的蝴蝶还是蝴蝶吗?他回答:「不,那是犯罪。」而地球仪不只是地球,同时也是足球跟马铃薯。

莒哈丝透过爱涅思多童真的眼光,对教育体制做出深层的批判,这或许也是风暴落幕之后,她对运动使命的反思?在孩子眼中,事物命名的规律是很令人困惑的,若大人说物有阴阳二元,事件有正反两面,孩子便要质疑这究竟是「非此即彼」的逻辑,或是「两者皆是」的道理呢?


左起:《小托不想去上学》旧版、新版书封、《写作》书封

莒哈丝在另一部着名的作品《写作》(Ecrire)里,将写作比喻为全然的孤独,好比身处洞穴之中。这般诗意的比喻或许有失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本质,而她也这幺说:「作家是很奇怪的。是矛盾也是荒谬。写作,也意味着不说话。保持沉默。无声的吶喊」(桂裕芳译)。或许正是书写得以包容矛盾的性情,形塑一个文字的世界,它与现实有千百种交手的可能,革命在叙事里所召唤的是面对世界的疑问,并不提出解答,这也是虚构(fiction)的可能性。

远在五月风暴之外的台湾,也有以战争诗闻名的诗人尹玲,在诗作〈读看不见的明天〉讲战火中的60年代,同时将六八运动带入南太平洋的现场:

当越战升至与天齐的高度在台北佯装昇平的空气中呼吸着
遥远越战隐约的硝烟我们静静悼念血花纷飞下
单薄如梦脆弱如醒稍纵即逝的玫瑰年华
想我六○年代有一种明确的不确定性执着地贯彻流过

-尹玲,《一只白鸽飞过》

在宣称「作者已死」的时代之后,五月风暴有如不断蓄积能量的火山,启发了「明确的不确定性」,是不再飞扬的记忆标本,也是蝴蝶,隐含的是尘封的历史,也有再现记忆的陈述。


六八运动历史照片(取自neimënster)

保持沈默可能是写作的本质,面对时代巨变之下革命意义何在的命题,书写好比不可见的言说者孤注一掷,也是个人参与运动的方式。而噤声失语或是无声吶喊的人是谁?或许在每个时代有它所关切的显性身分,隐而不现的她们,以第一人称诉说自身经验,也透过书写,叙述每一个时代不可迴避的矛盾本质。